“我很佩服那些自殺的人，他們很聰明，他們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十幾年前，在課堂上討論自殺話題時，一位學生的話讓鄒宇華心中一震。

當時，廣東藥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鄒宇華正在講授社會醫學課程。學生的話讓他意識到，即便是受到高等教育的高校學生，對于生命與死亡的認識也還存在誤區。此后，一些高校學生自殺事件相繼發生，某年廣東高校中自殺的大學生甚至達到70多位。這讓鄒宇華開始關注死亡教育的重要性，并萌生了開設相關課程的想法。

大學里的死亡課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2005年，鄒宇華在學校開辦“死亡教育”講座，反響出乎意料的好。于是，2008年，他正式開設了以“死亡教育”為主題的公共選修課。能容納200人的教室，常常座無虛席。

同一時期，山東大學醫學院副教授王云嶺也開設了一門“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選修課。

高校學生自殺以及殺人事件中對生命的漠視，同樣是讓王云嶺開設課程的直接推動力，此外還有教學中對死亡醫學倫理的思考。“臨床上面對重癥晚期病人，應該選擇救治還是放棄，醫生常常進退兩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現代社會人們對于死亡的拒斥。由此引發開去，我發現我們整個社會的死亡觀念都存在問題，普通人拒斥死亡，實際上醫生也拒斥死亡，視病人的死亡為醫學的失敗，不承認人的死亡是一種自然規律的事實。”王云嶺說。

于是，在準備了約一年之后，2006年這門課程正式開設。王云嶺將課程目的定位于“名為談死，實為論生”。課程容量120人，學生需要抽簽才能選到。后來，該課程在在線教育平臺智慧樹上線運行，選課學生已達到1萬多人。

“死亡教育學科‘出生’在美國，目前也在美國開展得最為成功。”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醫師李冬云介紹說，19世紀初“死亡學”概念傳入美國后催生了死亡教育學科，并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美國迅速發展，從大學逐步擴展到中小學和社會教育中。目前，西方多國以及日本、韓國的死亡教育學科趨近成熟，在人群中普及度也較高。

國內的死亡教育則開端于上世紀末我國臺灣地區的引入。哲學家傅偉勛把死亡學擴充至生命學，提出“生死學”概念。“因此，國外的‘死亡教育’在國內又稱為‘生死教育’或‘生命教育’，三者并無實質性區別。”李冬云解釋說，我國臺灣、香港地區死亡教育的推廣和普及十分成功，遍及大中小學及社會學校，針對不同年齡層設有不同內容。

上世紀80年代初，為了辨清安樂死這一倫理問題，中國大陸地區的學者開始對死亡教育投入關注。1991年，武漢大學教授段德智率先開設“死亡哲學”選修課，是將這門學科形成課程推廣入高校的首次嘗試。

此后，王云嶺、鄒宇華與廣州大學教授胡宜安分別開設了死亡教育課程，是國內高校中較早的一批。目前，華中師范大學教授楊足儀、北京大學教授王一方分別開設了死亡哲學、死亡探討類課程，北京師范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南昌大學等高校也開設了相關課程。

“你怕不怕？”

何為死亡教育？在王云嶺看來，死亡教育既是一門課程，也是一種體驗。它通過教給人們與死亡相關的醫學、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等適當的知識，來幫助人們正確認識人生和死亡，其直接目的是要幫助人們學會在面對死亡（他人的和自己的）時尋求良好的心理支持，征服死亡帶給人們的恐懼與悲傷，其更為廣泛的目的則是幫助人們樹立恰當的人生觀和死亡觀，教育人們熱愛生活，珍視生命，正視死亡。

高校中死亡教育課程的開展，給那些有困惑的學生提供了可討論和紓解的空間。

一次下課后，一個男生就追上王云嶺，告訴他自己高中時的一位女同學去世了，女同學的父母終日以淚洗面，什么都做不了，身體也日漸衰弱。他想幫助他們，卻不知道該怎么做。

王云嶺告訴他，這種在喪親后很長時間仍無法恢復正常生活的情況，屬于病態悲傷的范疇，許多失獨父母都會這樣，并建議他組織一些和這位女同學關系較好的同學做志愿者，經常輪流去陪陪老人，無需過多勸說他們節哀，只須聽他們傾訴。同時，對他做了一些悲傷輔導。

到了下個學期，王云嶺又遇到這位男同學，問起他同學父母的情況。這位同學很高興地告訴王云嶺，他同學父母的悲傷情緒已經好轉，現在生活能自理，并開始走出家門。

還有一次關于“2012”的討論讓王云嶺印象深刻。

有次課間休息，一位學生跑來問王云嶺：“老師，2012年12月21日是瑪雅文明預言的世界末日。你怕不怕？”這位學生說自己對這件事每天怕得要死，選這個課程也是希望能通過學習來解除這種恐懼感，解開心中對死亡的困惑。

王云嶺告訴他：“我不怕。”學生立即興奮起來，要求他分享不怕的原因。王云嶺說：“不管瑪雅人的預言是否準確，每個人都終有一死。如果世界末日到了，所有人都要死。但如果你反過來想，一個人的死亡到來了，那么屬于他這個人的世界，豈不是就到了末日？一個人死亡，他的世界就滅亡了。因此，世界是否有末日，根本是無需恐懼擔心的事情。畢竟，每個人都有世界末日。”學生聽了以后，恍然大悟：“對啊！我為什么要害怕呢？真傻。”

需求迫切

如今，死亡教育越來越多地得到討論和關注，在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張新慶看來，這也是現代醫學迅速發展的結果。“現代醫學讓人可以在生命質量很低的情況下繼續存活，但這樣的生命是否有尊嚴？我們是要以無限期延長生命作為唯一指標，還是延長生命的同時考慮到病人的生命質量，考慮到他能否有尊嚴地度過最后的時光。”張新慶說道，“如果沒有死亡教育，我們就不會提前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思考，在最后關頭就很難做出合適的選擇。倉促決定的后果可能是，病人無法體現本人意志，無法保留生命最后的尊嚴，親屬則會為當初不理性的選擇感到懊悔，留下遺憾。對于家庭中的孩子來說，對死亡不恰當的處理更有可能給他們造成困惑和心理陰影。”

“還有醫療費用的問題。”張新慶補充道，“國外學者做過相關調查，發現人在生命最后的醫療花費，基本相當于一生的一半甚至更多，這對家庭是不小的開支，也大量消耗著社會醫療資源。”

李冬云近年來一直推動對醫學生的死亡教育，在她看來，醫學生對死亡教育的需求可能更為迫切。

“醫學生所處的環境、未來的職業方向都要求他們對生死問題有更深刻的領悟，需要他們有能力處理病痛和死亡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現實卻是，相當一部分醫學生生命意識淡薄。”李冬云說，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需要更多能進行科學有效的死亡教育的醫務人員。同時，健康合理的生死觀也是解決當下醫患關系緊張的根本途徑。

不應局限在課堂上

在死亡教育課程中，王云嶺盡可能采用多種教學形式，除了講授理論外，會播放視頻、組織學生分享學習體驗等，鄒宇華也曾讓學生嘗試寫作墓志銘，但他們的教學仍局限于課堂上。

反觀國外的死亡教育，方式則更為開放和靈活。除了課堂授課外，他們還會拓展一些側重感受、領悟、體驗的教育方式，比如帶學生參觀殯儀館、墓地、參加葬禮，把學生放進棺材體驗死亡的感覺，讓學生到癌癥病房、安寧療護病房、老人院做義工等。“這些方式對學生的心理沖擊很強，能真正把理論與實際生活聯系在一起，效果更好。但在國內這種條件還不太成熟，主要是我們的教育體制比較呆板，很難實施一些靈活的教育方法。”王云嶺坦言。

實踐證明，多樣化的教學方式確實能讓死亡教育得到更好的效果。“電影課”平臺發起人雷禎孝一直致力于推動電影進課堂，他發現電影就是死亡教育一種很好的方式。汶川地震發生后，雷禎孝的團隊給災區送去30多部電影，其中一部法國電影《子熊故事》引起了當地民眾的共鳴。電影中，一頭小熊在媽媽意外去世后孤獨無依，在經歷種種危險后，它終于找到了同伴，開始了新的生活。“電影中小熊的經歷讓人們意識到逝者已去，自己要鼓起勇氣重新開始生活。這就是電影的力量。”雷禎孝說。

“千萬不要把死亡教育局限于課堂上的講解。”鄒宇華表示。在他看來，從孩子懂事起，死亡教育就可以開展了，只是針對不同年齡的人群，教育形式要有所區別。“比如，告訴孩子熱水、電等對生命是有危險的，植物、動物都是有生命的，也會經歷生老病死等。死亡教育可以在孩子的生活中潛移默化地進行。”

張新慶也強調家庭在死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父母首先要有正確的死亡觀，還要學會利用真實的生活經歷去教育孩子。相比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是最基本的。”

相比于中小學、家庭和社會的死亡教育，當前高校死亡教育發展更快，但也還面臨著很多阻力。首先，“死亡教育”的名字就讓很多人難以接受。為此，鄒宇華曾把課程從“死亡教育”改為“生死教育”，李冬云也把課題申請中的“死亡教育”改成后“生命教育”才獲得更多支持。

對于王云嶺來說，“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課程雖然已成為山東省省級精品課程，但在中國大學慕課上線申請時卻被拒絕，理由是課程內容爭議性大，怕造成不好的影響。“實際上，這代表了今天相當一部分人的態度。他們一方面拒斥死亡，另一方面又為固執的生死觀包裹上一層保護膜，拒絕讓死亡教育撕開。”王云嶺說。

白巖松曾評論說，中國缺乏真正的死亡教育。在王云嶺看來，雖然這話說得絕對了些，但大體反映了我們的社會事實。

“在國內，死亡教育還處于‘初生’階段，起步較晚，普及度低。”李冬云說，阻力來自我國忌談死亡的民俗傳統和文化心理背景，也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持，實際操作會遇到種種困難。同時，死亡教育學科本身也存在不足，包括生命教育的諸多理論問題尚未達成共識，還沒有理順滲透式與單一式生命教育課程的關系，死亡教育研究還不足等。此外還存在缺少具有專業水平的師資力量，課程設置難以統一，缺乏專門針對醫學生設置的課程內容，沒有脫離倫理學、心理學成為獨立學科等問題。

在張新慶看來，當下推廣死亡教育的當務之急是形成開放的社會心態，讓死亡話題有充分的討論空間。“死亡觀是每個人科學和健康素養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死亡教育不能只體現在學校教育中，更應該體現在社會教育當中，這是地方政府、社區、高校、媒體等共同的責任。”張新慶說，“醫生群體更是社會死亡教育的重要力量。現在國家推廣社區基層醫療、全科醫生簽約，我呼吁清明節前后家庭醫生要進入簽約家庭中，進行死亡教育，傾聽家庭對死亡的困惑，宣傳科學的死亡觀，并歸納經驗，通過醫生團隊傳播到更多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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