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校青年教師過勞、猝死等危機事件頻頻見諸報端，引發公眾關注。一方面，他們往往被認為是某一學科領域的“知識精英”；而另一方面，從事簡單重復、機械呆板的學術勞動的部分高校青年教師同時也常常自我調侃為“學術民工”。

最近，刊發于《中國青年研究》2023年第7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當下部分高校青年教師在勞動過程當中面臨著急于“掙項目、拿課題、出成果”，公益服務勞動、體力勞動缺失、與行政、學生群體交往隔閡以及聘用、考核、保障的不確定性等一系列困境。盡管如此，高校青年教師在穩定、幸福的職業目標牽引下，掌握勞動時間、空間調配的相對自由，主動整合自身勞動發展資源，踐行知識報國的情懷擔當，映射出“知識精英”的主體進取。

文章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于2022年7月至12月期間針對40位青年教師（35歲及以下）進行深度訪談。受訪者來自重慶、四川、上海、浙江、湖北、廣東、陜西7個省市的18所高校，其中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的教師12位，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的教師19位，非“雙一流”普通高校的教師9位。受訪者中男性26位，女性14位。文章作者為西南大學黨史黨建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副教授羅亮等人。

(資料圖片)

文章指出了高校青年教師在勞動過程當中面臨的困境及其主體的進取性。

在困境方面，首先，近年來科研項目、論文成果等指標逐漸成為衡量青年教師個人能力和發展潛力的核心構成，是青年教師獲取職業晉升機會和優質發展資源的先要條件。部分青年教師為了完成考核目標，甚至將論文灌水、拆分、多次投稿，片面注重論文數量、忽視科研成果的質量，呈現急功近利的勞動心態。同時，創造性勞動的積極反饋（如論文發表、課題立項等）相對不足，青年教師焦慮、急切、壓抑等負面情緒在勞動過程中不斷累積，精神壓力持續增大，功利化、成果化的勞動導向日益增強，陷入急于“掙項目、拿課題、出成果”的心理困境。

其次，受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青年教師在長達二十余年的學習培養過程中已然形成“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將自身的勞動優勢歸納為對科學知識的掌握和運用，更傾向于選擇“高端”的腦力勞動。在“內卷化”的職業環境和便捷化的生活條件的雙重影響下，青年教師更愿意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職業發展上，而參加公益性服務勞動的次數少、時間短、受益度低。

再次，高校中的專業教師、行政人員和學生群體之間的溝通渠道有限、反饋機制不健全等因素對青年教師從事教學科研勞動產生了消極影響。比如，學生上課睡覺、玩手機、敷衍學習任務等行為對青年教師的教學勞動產生負向反饋，容易使青年教師產生“勞動成果不被珍惜”的消極心理。長期如此，有損青年教師的教學責任感，也會加深教師與學生兩群體間的隔閡，甚至引起群體對立。

最后，高校教師聘用、考核、保障的不確定性也給青年教師帶來了很大挑戰。“預聘制”和“非升即走”的考核機制以及不斷變化的評審政策加劇了青年教師的不安感，指標為王、效率至上成為晉升路徑中的慣樣常態，大量青年教師角色撕裂、勞動心態異化、超時勞動，甚至不惜采用學術造假、自我剝削等極端手段，只為達成聘任語境下的學術契約。此外，部分高校對青年教師在薪酬待遇、住房保障、子女入托入學、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權益保障不足，使其難以在勞動過程中獲得職業安全感。

但文章作者也同時認為，在上述多重困境之下，高校青年教師仍從未喪失其作為“知識精英”的主體進取性。

首先，大部分受訪青年教師依舊認為這份職業為高價值職業，主要從事教學、科研等創造性勞動，受文化傳統和社會分工的雙重影響，在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穩定的薪資水平和福利待遇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物質需求，事業編制的穩定性也提升高校教職的吸引力。此外，相對明確、穩定的考核目標和相對公平的發展環境也使得職業目標的可預見性和可達成度大幅提升。

其次，高校青年教師以學術科研的專注性和創造性作為“議價條件”換得了勞動時間和空間的自由調配權，可以幫助青年教師更好實現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并實現“人力資本”更好轉化。

再次，多元角色也賦予了高校青年教師多樣化的成長資源。一方面，從高校內部而言，學校不僅要求青年教師承擔學術科研、教育教學工作，還要求其承擔班主任、輔導員、行政管理工作。部分高校將青年教師教學比賽獲獎、指導學生學術科技類競賽獲獎等納入榮譽評選和成果認定范疇，拓展了青年教師晉升發展的渠道。另一方面，以學術科研為志趣的學術組織為青年教師積累學術資本開辟了新的平臺。

最后，部分青年教師可以憑借學術創新優勢，在社會中扮演著知識創造者的角色，還可以依托高校平臺和個人能力，不斷擴大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社會參與，扮演著資政型學者的角色。高校青年教師因其高素質、專業化，傳承知識分子的情懷擔當，“個人理想”與“共同理想”深度交織融合，凝練為“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相統一”的理性認知，直接表現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文章最后總結道，通過深度訪談高校青年教師，對青年教師勞動過程進行多維審視，發現高校青年教師勞動過程呈現出“學術民工”與“知識精英”的張力特征。處于高校場域低位的青年教師受到資本邏輯、行政邏輯的支配，陷入激烈的科研競爭，承擔大量“非分內”的行政事務。在此過程中，青年教師只能通過主動加班、專注科研的方式來完成考核目標，避免“末位出局”，學術研究變為機械的“學術制造”，呈現“學術民工”的勞動疲態。盡管高校青年教師這樣自我調侃，卻從未喪失勞動主體性，還會在高校場域和學術界中主動扮演著多元角色，通過角色間的協同整合實現自身更好的發展，依托知識優勢和高校平臺不斷擴大社會參與，實現人生價值。

此外，調研中還發現，高校頻繁變動的考核制度、欠缺的保障條件和賦能不足的校園文化，使得高校青年教師勞動過程的焦慮感、剝削感、不安全感呈現逐漸增強態勢。因此，未來的研究也將從加強數字技術賦能、考核制度向善、培育閑暇文化、完善權益保障、健全社會支持系統等方面進行探索，以幫助高校青年教師提升勞動技能、對沖焦慮情緒、補償過勞消耗、維護正當權益、緩解勞動疲態。

（原標題：高校青年教師生存圖景審視：“知識精英”還是“學術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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